欧盟已明确表示，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将终结伦敦在欧盟经营金融业务的自动权利。这些事实，足以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仅一天，便在全球资本市场掀起惊涛骇浪，导致全球股市总市值蒸发逾2万亿美元。不仅如此，英国也顿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英国脱欧为何会搅乱全球市场的原因，容我稍后再分析。我将首先向大家分析英国所面临的危机，然后再论述脱欧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英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各政治势力要么面临党内分歧加深的局面，要么借此发难，威胁要离开英国：

 

　　脱欧结果揭晓后数小时，英国首相卡梅伦即宣布辞职；

 

　　20名工党影子内阁成员宣布辞职，希望以此迫使工党领袖科尔宾辞职，一些工党议员甚至还提交了对科尔宾的不信任动议；

 

　　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公开发表声明称，苏格兰准备启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北爱尔兰呼吁就脱离英国以及和爱尔兰统一的问题举行公投，数千北爱尔兰公民争相申请办理爱尔兰护照；

 

　　逾三百万人签名请愿要求举行新一轮公投，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应启动第二轮公投”；

 

　　众所周知的前保守党内阁大臣赫塞尔廷亦称，“第二轮公投理应在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后就启动”；

 

　　美资银行宣布，他们将开始把在英国工作的员工调离至欧盟其他国家。

 

　　但与此同时，脱欧领导人并未趁热打铁推动英国脱离欧盟，反而宣布他们不会申请触发启动脱欧程序的《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最著名的脱欧阵营领袖人物鲍里斯?约翰逊宣称，“不会急着启动脱欧谈判”。事实上，这是因为脱欧派内分歧严重，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与欧盟的未来关系。

 

　　所有这些迹象显示，英国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下文将分析这些冲击波将继续深化的根本原因。

 

　　公投结果引发这些危机的原因显而易见。在英国国内，占压倒性多数的社会精英支持英国留在欧盟，比如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首相与财政大臣、英国所有主要政党领袖、超过四分之三的保守党内阁成员、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区，以及几乎所有的工党议员等等。

 

　　英国之外，美国总统，每个欧洲主要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甚至美国驻欧洲军事指挥官，也都公开支持英国留欧。

 

　　相反，脱欧支持者尚无方案如何处理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这令他们不敢申请触发《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

 

　　但这轮政治危机爆发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贸易领域那些更为具体的趋势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战略和在亚洲推行的“一带一路”计划等区域性战略举措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些区域性战略举措是与其他地区的发展相一致的。应特别指出，尽管全球化依然是目前的总体趋势，但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地点的表现并不是没有差别的。地缘因素仍旧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令人瞩目的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已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曾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普遍存在于欧洲（如德国、英国、法国等）、目前仍存在于亚洲大部分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的“经典”规模的民族国家因其规模太小，已经不再构成具有充分资格的单独经济单位。这一趋势促成了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充分“匀质化”的全球经济体产生，而是日益形成为若干“大陆规模经济体”，取代了以前的“国家级”经济单位。所谓充分“匀质化”的全球经济体，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名作《世界是平的》中宣称的那种状态一样，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全球经济并不是“平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中的各组成部分并不是均匀分布并在同等程度上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而是分别形成若干经济“结合体”，但这种结合体在规模上指的是某个大陆规模经济体，而不是某个国家；各结合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上述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最近的战略举措，也有助于理解当代经济和地缘方面的发展趋势。为明确说明“大陆规模经济体”概念的历史起源，现聊举一例：由于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高的，因此人们有时误以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享有至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其较高的生产率；但只要列举一下有关数字，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以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衡量的美国人均GDP比其历史上的欧洲对手德国高22%，二者之间的差距确实不小，但也并非大得不可想象；按现行汇率计算，二者之间的差距现已缩小到18%。但不要忘记，美国人口相当于德国的380%。正是美国比德国大得多这一事实，而不是美国相对于德国的生产率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相对于德国的至尊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大陆规模经济体”正式形成之前的历史演变，即全球经济主要区域的发展脉络是清晰的：

 

　　美国是第一个大陆规模经济体。

 

　　苏联是第二个大陆规模经济体（现已崩溃）——目前尚不能确定最终将有多少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普京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中国是第三个大陆规模经济体。

 

　　印度是第四个大陆规模经济体。

 

　　如欧盟最终成功实现一体化，则欧盟将成为第五个大陆规模经济体。

 

　　为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国际贸易和其他因素的优势，那些最成功的“大陆规模经济体”明显倾向于将自身与周围地区结合为一体，即使在没有政治结盟的情形下也是如此。美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建立了牢固的经济联系，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纽带将其正式确定下来。欧盟以最初的6个西欧国家为核心逐步扩张，现已发展成为包括28个成员国和若干密切联系国的欧洲一体化经济区。

 

　　较小的经济体希望与较大的“大陆规模经济体”结盟，这种愿望本身体现了这样一个现实：较小的经济体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为确保现代经济高效运行所必需的生产规模。它们的相互结合可实现“双赢”结果，即大陆规模经济体得以进一步扩大其对全球劳动分工的参与范围并从中受益，而较小的经济体得以加强其与较大经济体的联系并从中受益。这种“双赢”结果必将导致较小经济体和较大经济体相互受益的更密切联系。如较小的经济体孤立于这种一体化趋势之外，就无法参与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劳动分工之中并从中受益，这对其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利。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积极响应最终促成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因此，不应孤立看待中国的这一战略举措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而应将其视为全球总趋势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陆规模经济体”，但为取得进一步成功，即使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也需要加强与其周边其他经济体的一体化进程；而中国周边这些较小的经济体也得益于它们与中国这个大陆规模经济体的密切关系。尽管亚洲国家无意建立欧盟那样的政治一体化集团（正如加拿大或墨西哥无意与美国建立政治一体化集团），这一趋势依旧产生了“双赢”的结果。这种经济关系正是习近平所说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1。为确保这种经济联系长期持续下去，不仅需要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减让之类法律和政治性举措，还需要建立旨在促进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的物质性基础设施。这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必然辅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的原因。

 

　　亚洲经济一体化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战略性问题，那就是亚洲异乎寻常地包含着两个大陆规模经济体，即中国和印度。因此，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将在21世纪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而印度也基于同样的理由欢迎中国提出的关于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并决定成为该银行的创始国之一。

 

　　卡尔?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经济结论均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在世界进入“大陆规模经济体”时代时，劳动分工会更为细化，即欧洲旧的“民族国家”规模，不再大到足够拉动生产力充分发展。事实上，恰好属于“民族国家”范围的美国、中国、印度等一些“大陆规模经济体”，并没有改变这件事的本质。这些国家人口与经济规模太大，以至于不符合欧洲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旧模式，或者诸如日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相等规模的亚洲国家模式。确切地说，欧盟正试图在欧洲大陆创建“大陆规模经济体”。

 

　　这是为何英国脱离欧盟经济框架，其经济会遭受严重的挫折，引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原因。其次，希望留在欧盟经济框架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与政治精英，将会试图正式或实质上推翻脱欧结果。因此，脱欧的不理性决定，导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虽然英国在十九世纪就不再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但其仍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伦敦对英国尤为重要，因为其是仅略微落后于纽约的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国脱欧将终结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欧盟已明确表示，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将终结伦敦在欧盟经营金融业务的自动权利。这些事实，足以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无论英国这轮危机的最终结果会怎样，英国退欧势必将使中英关系的重要性下降，因为对中国而言，欧盟是远比英国重要的经济市场。就长期来看，即使英国最后仍留在欧盟内，中英之间的商业合作相较其他欧盟国家来说，会有更多不确定性；就短期来看，英国退欧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将给中国企业带来风险。相应地，中国与欧盟内的德法关系，将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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